问道 | 后使徒时代「权柄」词义的延展：教父与各宗派

二、后使徒时代「权柄」词义的延展：教父与各宗派

使徒在世之时，「权柄」的形态尚在初创之中。使徒作为复活之主亲自拣选、亲自差遣的见证人，其权柄是直接而独特的：他们领受了「天国的钥匙」（太 16:19）、「捆绑与释放」之权（太 18:18，约 20:23），也领受了传福音、建立教会的使命（太 28:19-20）。然而，随着使徒一代的凋零，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便浮现出来：当那些亲眼见过复活之主的见证人离开之后，教会的权柄当落在何处？它又当如何被传续下去？ 正是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塑造了后使徒时代教会关于「权柄」的一切制度与神学。从第一世纪末到第八世纪，东西方的教父们以各自的方式，为这个问题提供了绵密而深刻的答案。2.1 使徒后教父的权柄观（第一世纪末至二世纪初）罗马的克莱门特（Clement of Rome，约 96 年）。 在第一世纪末，克莱门特在致哥林多教会的书信中，为平息当地的争端，诉诸了「使徒所立的继承规12则」。他写道，使徒们「既从主耶稣基督领受了福音……便出去宣讲上帝之国将临的福音。他们经过各地城乡，凡初熟之果，便设立作监督和执事（bishops and deacons），以事奉将来相信的人」，并且「定下了一条继承的规则（a rule of succession），使后来被认可的人，可以继承他们的职分」。这封书信（后世称为《克莱门特一书》）被普遍视为「使徒统绪」观念的最早文献见证——它清楚地表明：教会的职分，是由使徒亲自设立，并按既定的规则代代相传的。安提阿的伊格纳丢（Ignatius of Antioch，约 35-107 年）。 到了第二世纪初，伊格纳丢在赴罗马殉道的途中写下的七封书信，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单一主教制」已经成形的图景。在他的《致士每拿人书》中，出现了著名的三等职分之说：「你们都要跟随主教（bishop），正如耶稣基督跟随父；也要跟随长老团（presbyters），如同跟随众使徒；并要尊重执事（deacons），如同尊重上帝的命令。凡与教会相关的事，都不可没有主教而行。」 在《致腓拉铁非人书》中，他进一步宣告：「凡你们在主教和长老团的同意之下所做的，就是奉上帝所做的。」在伊格纳丢看来，主教是「上帝临在」在地方教会中的记号，是与基督、与使徒相连的合一中心；长老团环绕主教如环绕使徒；执事则执行服务之职。伊格纳丢的这一见证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它显示：早在第二世纪初，叙利亚一带的教会已经确立了「一城一主教、主教为教会合一中心」的制度。后世研究（如兰姆西 Ramsey）指出，二世纪时「使徒统绪」教义以其「第一意义」——同一教区主教相继、以确保教导连续性——形成，最初正是为了回应诺斯底派（Gnosticism）宣称自己拥有从使徒秘密相传的「隐秘教导」的挑战。换言之，使徒统绪的提出，首先是护教性的：它以「可公开追溯的、按手相传的职分连续性」，对抗异端「不可验证的、隐秘的所谓传承」。士每拿的坡旅甲（Polycarp，约 69-155 年）。 坡旅甲据传为使徒约翰的门徒，是「使徒时代」与「后使徒时代」之间的活的桥梁。里昂的爱任纽曾回忆，坡旅甲「从亲眼见过主的人那里领受了教导」，并「常常述说他与约翰及那些见过主之人的交谈」。坡旅甲在 86 岁高龄从容殉道，其《殉道记》记载他在火刑柱前宣告：「这八十六年来，我一直事奉祂，祂从未亏负我；我怎能亵渎我的君王、我的救主？」坡旅甲的意义在于：他以自身的生命，见证了「从使徒13所传的信仰」是一条「可追溯、可委身」的活脉络——他本人就是这一脉络的人格化体现。殉道者游斯丁（Justin Martyr，约 100-165 年）。 游斯丁在其《第一护教辞》第六十七章中，留下了二世纪中叶罗马教会主日崇拜的最早详实记载：在「称为主日这一天」，城乡信徒聚集一处，「诵读众使徒的记录或众先知的著作」，继而主礼人宣讲勉励，全体起立祈祷，随后「搬出饼和酒及水来，由主礼人依其能力，照样奉献祷告和感谢，由大众同意，说阿们」，然后分领这「感恩祭」（Eucharist）并留下一份给缺席者由执事送去。游斯丁的记载证明：至迟在二世纪中叶，「圣道礼仪」与「圣餐礼仪」已经联合为一体，而「主礼人」（προεστώς，即主持者/监督）在崇拜中的权柄角色也已确立。 在《与特里弗对话》中，游斯丁更将圣餐解释为「感恩祭」——教会以此向上帝献上「为记念祂的儿子所受的苦」的感恩与饼酒，而「上帝悦纳」这祭。2.2 护教士与辩惑传统中的权柄（二至三世纪）爱任纽（Irenaeus of Lyons，约 130-202 年）。 这位里昂主教在其《驳异端》（Adversus Haereses）中，把「主教职务的继任」明确引入教义，作为使徒真理的保证。他列举了罗马教会历任主教的名单——从使徒彼得和保罗所立的林诺（Linus），依次而下，直到他当时的爱留德（Eleutherus）——以证明：凡是正统教会所宣讲的真理，都可以追溯到使徒；而那些异端所传的，则无法提供任何这样的继任谱系。 爱任纽强调，主教之继任是「教会真实性的标记」；「使徒的真传，与主教职分的真传，二者相互印证」。值得注意的是，在爱任纽的用语中，episkopos（监督/主教）与 presbyteros（长老）有时可以互换使用，但 episkopos 特指「使徒及其继任者所立的人」——这表明第二世纪时，主教与长老的职分尚未完全分离，但「主教作为使徒代表」的观念已经确立。特土良（Tertullian，约 155-240 年）。 这位迦太基的教父补充了一个重要的洞见：即便是像迦太基这样「新近建立」的教会，只要它是从使徒教会那里领受了「信仰的传统与教义的种子」，也应当被视为「使徒性的」。换言之，使徒性（apostolicity）不完全取决于地理或血缘的谱系，而在于「信仰传统」与「职分传承」的真实连续。 特土良在其论辩中反复追问异端：「你们这教会14是从哪里来的？把你们主教的谱系摆出来吧——从最初的那一位，追溯他的创立者与先辈，直到使徒或使徒的同伴。」这一追问，成为后世「使徒统绪」论辩的经典范式。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