汗青 | 从尼禄时代到3世纪中的教难（二）

从尼禄时代到3世纪中的教难（二）

在图拉真后的两位皇帝自身表现一种比较友好的态度。他们甚至通过一些敕令来保护基督徒们不受希腊或小亚细亚暴民的影响，因为在当时经常发生了一些攻击基督徒的暴动。不过，基本的法律情况没有改变。哈德良皇帝（117-138年）曾经于125年在一个规定中给亚细亚省的总督米努基乌斯·丰达努斯写道：如果有人谋利诽谤基督徒或引起反基督徒的暴动就应该惩罚这样的人，并且要求正规的法案处理。安东尼·庇护皇帝（138-161年）也怀有类似的态度。根据一份在优西比乌著作中（见《教会史》4，13）保存的文献，他甚至在亚细亚省的省聚会上（ProvinziallandtagvonAsien亚洲省议会）禁止人们以“无神论”为理由控告基督徒们，但这份文献也许经过后人的改写。当时的信徒们确实受了很大的压力，这一点可以从当时写的护教文献《护教辞》中看到，参见雅典的主教夸达徒，阿里斯提德，游斯丁的文献。在哈德良时代，犹太人在巴尔·科赫巴（132-135年）的领导下发动了一次起义，但因为巴勒斯坦地区的基督徒们不愿意参与这次暴动，犹太人给他们很大的压力。在爱任纽的著作中有关于泰勒斯福罗斯教宗的殉道的记载（136年?）。在安托尼努斯皇帝的任期内还发生了罗马的托勒密和另外两个信徒的殉道事件，这就推动了游斯丁写他的第二个《护教篇》。士每拿的主教是86岁的波利卡普。他的殉道事件，一次“光荣的血证”大概也发生在那个时代，因为他很可能在156年2月22日去世。他和11名朋友一起殉道。

（游斯丁）

第四次规模比较大的教难发生在马可·奥勒留皇帝的任期内（161-180年）。他是一位杰出的领导，对斯多亚哲学怀有很大的热忱。在他的任期一开始就发生了很多不幸的事：有饥荒和传染病，而在边界地区出现了强大的野蛮民族。因此，在一些地方又有人想，基督徒们是这些不幸事件的惹起者。这样，信徒们受压迫，面临盗窃和掠夺的威胁。皇帝自己在这个新的宗教中仅仅看到了“反叛精神”和“轻信者的愚蠢”（参见其著作《沉思录》11，3）。一位著名的修辞学家（他也曾当过皇帝的老师）佛润托，曾发表了一份诽谤基督徒的讲演（但这也许已经是在哈德良的时代）。那位反对基督信仰的学者克里索发表了他的著作《真实的证据》来反驳基督徒们。基督宗教的学者雅典纳戈拉斯，梅利托，阿波利纳里斯，米尔提亚德斯都向皇帝写过一些“护教文献”，这都说明当时的教难是多么严重。虽然皇帝没有发表一个特殊的“镇压敕令”，但在176年宣布的一个敕令很容易可以视为一个针对基督徒的命令，它规定，如果有人介绍新的宗教并这样引起百姓的不安，就应该处死他（如果不是贵族人，如果是属于贵族的人则应该流放他）。当高卢的行省总督（总督）向皇帝请教时，皇帝再次肯定了图拉真皇帝的基本原则。

那个时代的重要殉道事件是这些：在罗马，杰出的哲学家和护教士游斯丁和6名朋友一起被斩首。在法国的里昂开始暴民的一种反对基督徒的暴动，在177年有50名信徒牺牲，其中有90多岁的波提那主教、维也纳的执事圣徒、一位年轻的奴隶、布兰迪娜女士以及一位男青年本都;在东方的殉道者是雅典的主教普布利乌斯和老底嘉的主教撒歌瑞斯，大概在同样的时候还有卡普斯主教，帕皮路斯执事和女信徒阿伽托尼克，他们都在帕加马城被烧死。有一个消息说，皇帝在率领军队并征服马尔克曼尼和夸迪这些民族后，禁止人们继续镇压基督宗教，因为他相信，一些基督徒在军队中作了祈祷，所以才发生了“降雨奇迹”，使军人（所谓的雷霆军团）没有渴死。不过，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因为皇帝并没有信基督徒的神，而认为，雨神朱庇特拯救了他的军队。

在马可·奥勒留的儿子康茂德（180-192年）的任期才开始有比较平安的时代。这也许和皇帝的一个妾有关系，她是马西亚，自从183年对皇帝有影响。她倾向于拥护基督徒们，也许自己是信徒。因她的请求，一些在撒丁岛的铅矿中受苦的信徒获得释放。当时在很多省中举行了一些主教会议来讨论复活节的日期，也没有受到阻挠。不过，仍然发生了个别殉道事件：在迦太基有6位（3男3女）来自努米底亚地区的西西里岛城的殉道者被斩首（180年7月18日）。在罗马有一位贵族人士，具有哲学知识的阿波罗尼奥斯殉道；他曾在法院中替信仰作辩护（大约在185年）。在小亚细亚曾有阿瑞乌斯总督激烈地反对基督徒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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