汗青 | 第二次教难前后（二）

第二次教难前后（二）

汤若望蒙赦以后，即归宣武门内天主堂（即南堂），而杨光先既得胜利，便做了钦天监监正，同时，把南堂夺为自己的住宅，汤若望迁到东堂与南怀仁等同住，到第二年汤若望即因病去世，时年七十五岁，在中国为道工作，已有四十四年。

（汤若望）

当京中这件案子闹得利害的时候，各省督抚也奉旨拘拿西洋教士，解京审办；并禁止天主教的传习，堂宇查封，经像焚毁。然而各地方长官，很有许多同情于教士们的，不忍加以拘拿，如江苏、福建、湖广等省，都很优待教士，到期派兵护送进京。松江知府，甚至为潘国光（Brancati）神甫设筵饯行，南京刘迪我（Le Farre）神甫，亦蒙官厅优待。惟在山西、陕西、山东、江西等省，教士却备受凌虐。山西金尼阁（Trigault）、陕西李方西（Ferrariis）以及山东汪儒望、江西聂伯多（Caneveri）、浙江洪度贞（Augeri）等，均被锁押，教友亦遭苦刑，甚至有因而丧命的。各省解京神甫，共计三十人，内有耶稣会二十五人，多明尼会四人，方济各会一人。五月间先后到京，即有一人弃世。诸神甫大半皆年齿高迈，须眉皓白；他们在中国有已历四十余年的，却从来没有会面的机会，如今反可以会聚东堂，未始非窘难中的乐事。这样居留了两个月，方奉旨定断：除南怀仁等四教士仍得留居京师外，其余俱遣发广东交该省总督看管。于是有二十五位神甫，均圈禁广州老城耶稣会堂之内，不准出城，不准传教，幸有奉教绅士李百铭为之照管。这时各省教务，端赖中国神甫罗文藻所照料，北省有教友许谦往来行教，教务得以维持。

教会这一回所遭迫难，正有如暴风骤雨，阴霾蔽日，至此方风停雨止，不久，便光明复现。因康熙帝年事稍长，临朝亲政，两宫皇太后曾屡称汤若望为人，与其所推算历法之善，向为先帝所信任，二十年并无过犯，今遭谗人陷害，深为可惜。康熙知道其间委曲，乃欲考其真相。其时杨光先既为钦天监监正，然对于天文学识实无所知。康熙五六七年日历，本为汤若望等所造就，故无问题，及所造康熙八年之历，乃有不少差误。康熙命近侍持以访问西士，经南怀仁等指出错谬多端。帝即于次日召南怀仁等入朝，时礼部尚书名布颜与钦天监人员咸在。侍臣乃宣读上谕：“历法关系国家要务，尔等勿怀夙仇，各执己见，以己为是，以人为非，务当平心考察，谁是谁非，是者从之，非者改之，以成至善之法。”并将南怀仁在杨光先历上指出的错误，亦朗诵一遍，问杨光先何以自解？杨乃大恚，愤然与辩，而教士们却和颜悦色，侃侃而谈。次日又大会朝臣，命南怀仁、杨光先测验日影，法立直木于平地，预测正午日影所至，而南怀仁推算不差分毫。又命测星象，亦悉如南怀仁所预言，而杨光先与钦天监监副吴明烜竟茫然不知。诸大臣乃以试验经过报告皇帝。杨光先知事不妙，深恐南怀仁进用，将于己不利，即上一奏章，言“中国乃尧、舜之历，安有去尧、舜之圣君而采用天主教历？且中国以百刻推算，西历以九十六推算，若用西洋历，必至短促国祚，不利子孙。”他原想把这些耸人动闻的话打动皇帝，可以不用西洋历，却不料康熙早有平反前案之意，故意用这试验之法，使一般大臣明知其曲直优劣所在；而且杨光先这几句话更激起了反应，便斥为妄言，着即革职。署南怀仁为钦天监正。南怀仁固辞不受，惟愿布衣终身，在监效劳。

当时学者，曾有对杨光先的批评，王士祯《池北偶谈》卷四说：

杨光先者，新安人，明末居京师，以劾陈启新，妄得敢言名，实市侩之魁也。康熙六年，疏言西洋历法之弊，遂发大难，逐钦天监监正加通政使汤若望，而夺其位。然光先实于历法毫无所解，所言皆舛谬。如谓戊申岁当闰十二月，寻觉其非，自行检举，时已颁行来岁历，至下诏停止闰月。光先寻事败，论大辟。光先刻一书曰《不得已》，自附于亚圣之辟异端，可谓无忌惮矣。

阮元《畴人传》卷三十六亦有同样的批评：

……光先于步天之学，本不甚深，其不旋踵而败，宜哉！……元所藏《不得已》，卷末有杂记数条，不署撰人名氏，中一条云：歙人言，光先南归，至山东暴卒，盖为西人毒死，而《池北偶谈》则论大辟，其实光先盖论大辟免死归卒者也。

王士祯说光先论大辟，固非事实，而阮元所举歙人言，为西人毒死，更不可信。盖西教士以道德劝世，决无此种仇恨阴险的举动。同书记钱大昕说：

吾友戴东原，尝言欧罗巴人，以重价购《不得已》而焚之。